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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山之石
走进历史 | 商会发展的历史渊源
发布时间:2017-07-12 来源:中国商会杂志

传统商帮在封建集权社会形成,依赖“官商勾结”发展,随着洋务运动等带来了工商业文明到封建社会最终灭亡,传统帮也失去了其生存土壤,走向衰亡。

  

伴随着《乔家大院》《大清徽商》等电视剧的热播和《红顶商人胡雪岩》等文学著作的畅销,越来越多的古代商界精英们被人们所熟知。

  

这些作品让人们见识了古代商界中的纷繁复杂和尔虞我诈,也让不少人开始对古代商帮产生了兴趣:传统十大商帮是如何发展起来,又是何时走向衰落的?


  


帮会起源


说起商帮历史,徐志频算得上有发言权的一位,在2012年出版的著作《当商帮已成浮云》中,他对中国十大商帮作了一次全新的解读。

  

“商帮是以地缘和血缘为基础、以经济关系为核心而组成的帮派性组织。”徐志频强调,商帮一词在古代并没有,而是后代学者作的归纳总结。

  

对于商帮的概念和历史十大商帮,学界一直存有争议,现在多数公认的是晋商、徽商、粤商、闽商、陕西秦商、山东商帮、宁波商帮、龙游商帮(浙江中部)、洞庭商帮(今苏州市西南太湖中洞庭东山和西山)和赣商。

  

尽管有所争议,但商帮是确实存在的。徐志频表示,商帮的萌芽期始于唐宋,唐朝出现市和坊的概念,市即是集市,买卖产品的商人开始增多,坊指居住区,唐朝是市坊分开,宋朝是市坊混杂,从商之人日益增加。

  

商帮真正兴盛是在明清时期。说起兴盛就要先从人们熟悉的乔家大院说起,因为这座大院所代表的晋商正是商帮发展中最初显露头角的。

  

徐志频介绍,晋商是明清时国内最大的商帮,在商界活跃了500多年,足迹不仅遍及国内,还出现在欧洲、日本等地。让晋商得以大力发展的正是明朝的“开中法”,这也被视为商帮规模出现的根本原因。

  

“开中法”是明代鼓励商人运输粮食到边塞换取盐引,给予贩盐专利的一种制度。这还要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征讨蒙古说起。出兵讨伐除了要有精兵强将,粮草补给也很重要,当时朱元璋的边疆80万大军需要粮草,官方却无法完成任务,因此开始借助民间力量。

  

徐志频表示,封建社会政府为增加财政收入,一直对盐和铁实行垄断经营,亦称“盐铁官营”,“开中法”实际上打破了政府的长期垄断,为日后商帮的发展埋下了伏笔。


  


十大帮会成因


如果说“开中法”催生了晋商,那么明朝的另一项有关盐业买卖的制度“折色法”则使徽商开始发展。

  

“开中法”方便了边境开发,取得一定效果,但一些官僚见持有盐引有利可图,纷纷奏讨盐引,转卖盐商,严重影响了政府财政收入。

  

明朝弘治五年,户部尚书叶淇改行“折色法”,商人向盐运司交纳一定银两,便可直接进行食盐贸易。

  

而自实行“折色法”之后,有着两淮盐场之地利的徽商渐渐排挤了晋商,逐渐取得食盐销售的垄断。

  

徐志频指出,古代商帮发展原因各有不同,除了政策上的推动,地域特点也是重要原因之一。

  

他举例称,比如浙商的出现,一方面是受王阳明、黄宗羲等思想家鼓吹影响,同时浙江靠海,自古便与日本等国有往来历史,也为日后形成“全民皆商”打下基础;闽商同样是因靠海地域优势得以发展;粤商产生则源于海上丝绸之路以及十三行等沿海贸易的历史积累。

  

纵观十大商帮,法治周末记者发现,像晋商、徽商等多产生于耕地匮乏、环境恶劣地区,对此中国商会文化建设领军人物、著名商会活动家伍继延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笑言,商帮发展史充分印证了“穷山恶水出商人”的俗语。

  

“现在提起富商老板,人们会觉得有钱、厉害,但在中国传统社会中,商人是最被人瞧不起的一类人。”伍继延指出,中国传统社会是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,当时有“士农工商”的说法,即最好的出路是念书考取功名,或者从事农耕及做工,经商被列在最后,“很多人正因所处地域不适宜农业种植而被迫经商。”

  

“前世不修,生在徽州;十三四岁,往外一丢。”徽州由于地窄人稠,注定了徽州人要向外部拓展生机;温州人也是无法靠土地为生,不得不出外经商。

  

徐志频指出,正是随着走西口、闯关东等地区人口流动,使一些地域面临人口膨胀,致使人口大规模的迁徙,这种自由流动也带来了商业交换,这是商帮产生的一个原因。



  


地商帮的优势


传统商帮都是以地域划分的。伍继延表示,商帮是以地域为中心、以血缘和乡谊为纽带成立起来的,这是商帮的特征。由于当时中国没有形成大市场概念,因此这种划分带有极大局限性,“比如洞庭帮仅指洞庭东山和西山区域,可见划分范围之小”。

  

在伍继延看来,这种商业帮派性组织之所以形成,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必然选择。由于封建社会重农抑商传统,这些商人需要聚指成拳使自己更强大;在古代没有市场经济的概念下,商人经商依赖的是地缘与血缘,同一个地方的人文化背景、生活习惯相似,也自然会走到一起。

  

“商帮在当时对商人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。”北京福建企业总商会顾问吴绪彬告诉法治周末记者,传统商帮以“相亲相助”为宗旨,以闽商为例,当时先出去打拼的商人不但告诉乡亲哪里有生意可做,也会给刚走出经商的人提供住处、经济援助,建在各地的公馆、公所就是他们在异乡的联络计议之所。

  

商帮发展对中国商业发展也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。徐志频指出,商帮发展繁荣了社会经济,是对中国传统小农经济、自然经济的有力补充。没有商帮,中国农产品剩余品不可能通过交换来调节盈亏;二是促进国家向现代化社会转型、发展,现代的银行其实就是古代商帮的钱庄演变而来的。

  

伍继延强调,商帮文化也有不容忽视的意义。商业交易产生,商人的自由,交易的平等都给中国文化注入新的元素。因不同地域特点,各商帮也产生了不同发展特征,比如北方善义,南方善商;北方厚重,南方灵活;晋商学而优则商,徽商是商而优则仕。

  

“这种商业文化的多样化也进一步造就了中华文化的多元,丰富了我们的文化,也给现代人经商提供了很好的借鉴经验。”伍继延说。


  


权利魅影下的结局


“官商联结是传统商帮的一大特点。”伍继延说,商人通过攀缘政治势力以获取垄断利益,政治势力借以权力寻租而参与商业分羹,一些商人更以商业投资的动机采用捐纳方式进入仕途之路,从而合法实现商业与政治的融合。

  

不过,他表示,商人巴结权力也是无奈之举,封建社会是权力高度集中的专制制度,从根本上不允许商帮这样的民间自治组织出现,因此只会出现权力压制商业与商人,将他们变成自己的奴仆,商人要想做得更强,走向官场仕途就是一条必选之路。

  

徐志频也指出,权力主宰财力,官商勾结现象定会成为必然,这也恰恰注定了商帮最终灭亡的命运。历史上不乏商人依附权力成功的例子,但结局往往悲惨,著名徽商代表胡雪岩因辅助左宗棠有功,曾被赐黄马褂,一度富可敌国,最终却被李鸿章把持下的朝廷罚得倾家荡产。

  

“商帮依靠权力只是历史一个过渡阶段。官场讲究权、势、术,天生就规定人与人不平等,人可以完全控制压迫他人;但商人讲究平等、自由,官与商如此南辕北辙,却硬要合二为一,注定了衰亡命运。”徐志频说。

  

传统商帮在封建集权社会形成,依赖“官商勾结”发展,随着洋务运动等带来了工商业文明到封建社会最终灭亡,传统商帮也失去了其生存土壤,走向衰亡。

  

徐志频以徽商为例,徽商经营盐、木、茶、典四大行业,在清朝后期由于太平天国起义等引发战乱,严重打击经商环境,清政府为求自保也取消了徽商盐业垄断权,再加之西方资本主义的商业入侵如洋茶的冲击等,最终导致徽商产业全面崩塌。

  

除了外部原因,封建社会下形成的商帮固有的封闭、保守等思想也使得自身难以抓住转型机会,晋商曾多次想筹资通过建银行、采矿业等对抗西方商业入侵,但最终都因内部思想矛盾搁置,随着封建社会灭亡而衰亡就成了必然结果。

  

尽管由于中国历史进程的特殊性,传统商帮已烟消云散,但徐志频强调,它们仍然留下了宝贵的财富,不是真金白银和深宅大院,而是沉浮的经验和如何真正实现商业发展的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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